「核心提示」

互聯網大廠對女性是相對包容的，這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性別差異，高薪、光鮮的工作，最大程度滿足女性對“獨立”“成功”的渴望。但互聯網大廠的競爭又是激烈、殘酷的，生育成為女性最不可預知的變量，大廠員工和媽媽的雙重身份考驗著身處其中的每一位女性。

作者| 袁玥

編輯 | 邢昀

一位互聯網員工描述自己進入公司園區的感覺：大廠，是工廠的廠。

在這個封閉且穩固的環境里，你能找到任何你需要的東西，從食堂、健身房到咖啡屋。這里按照既定規則運行，提供了足夠多的財富，甚至消解了性別差異，滿足著女性對“獨立”的想象。

但女性的婚育，是整個穩固結構中的變量。女性糾纏于與生俱來的困境，如何同時成為一個更好的母親和員工。

人生贏家：

要像沒有孩子一樣，甚至更拼

李靜不止一次聽人形容她“人生贏家”：事業有成，家庭和睦。

在西二旗一家大廠工作的第三年，李靜從副總裁手中領取了“公司最佳員工”的獎牌。半圓形舞臺兩側用大屏幕投出她的履歷和個人照片。舞臺上的她，臉上洋溢著喜悅，白色T恤緊裹著凸出的腹部，肚子里的二胎那時大概三個月。

臺下坐著一百多人，都是職級較高的領導和獲獎人，女性只占其中的1/3。偌大的科技園區內，頒獎廳位于廣場中心，只有得到允許的人才能進入。領導拍了一張她拿著獎牌的照片發到部門群里，同事們紛紛祝賀，“實至名歸”。

當時李靜所負責的運營工作出現瓶頸，大家束手無策，一次匯報中她力排眾議，提出一套大膽的提案，扛著風險說服領導支持。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，她帶著兩個研發猛干，實現預期目標后，同事們對李靜評價“有魄力““靠譜”。

部門領導對她非常看好，有提拔她的意愿。而二寶即將出生，她把這件事告訴丈夫，丈夫堅定支持，公婆也表態會不遺余力地照顧好孩子。每個人各司其職，一切都在軌道上運行良好。

“優秀員工”給李靜帶來腎上腺素飆升的成就感，就像她第一次成為媽媽時那樣。在登臺領獎的那一刻，她覺得對人生充滿了“掌控感”。

在此之外，她曾有過一段迷茫期。7年前李靜懷上大寶，領導得知后有所擔憂，這意味著一個得力干將要離開數月。生完大寶重返職場，她發現原本同級的員工成了自己的領導，手里的業務也被分配出去。下午3點過后，她的視力會變得模糊，體力也有些跟不上。跟家人溝通后，她決心破釜沉舟，將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。

大廠可以最大程度的接納女性對成功的渴望。高薪給予女性選擇的自由、家庭生活中的底氣。但當生育成為穩定結構中的不可知因素，高度依賴結果導向，不進則退的職場法則，又顯示出了殘酷一面。

“大廠媽媽”相對于“員工”來說，是一種被隱藏的身份，“就像沒有孩子一樣的拼，甚至比別人更拼”，才是她們呈現出來的樣子。大部分“大廠媽媽”，都把自己訓練成“時間管理大師”。

7年來，李靜總是提前半小時到公司，列計劃，確定溝通方案，即便在待產階段也沒有變過。她很少去吃午飯，即便是午休時的散步，也會被她用來為同事解答工作困惑，要榨取時間的每一分價值。

在溝通中，她覺得自己更像是一個中性人。沒有所謂的“性別福利”，能征服同事的只有靠專業度。在職場里，“媽媽”這個身份唯一的用處是，在跟女同事聊天時，能借此迅速找到共同話題，讓工作溝通變得更加順暢。

為了提升工作效率，她曾經每天花半小時復盤自己的時間。一項一項羅列，細化到分鐘級，再從中歸納出自己的注意力曲線，同時刪掉無效的時間消耗。為了能成為更好的員工，她不斷挑戰自己的極限。

在拿到“最佳員工”前一個月，李靜還完成了一次職級晉升。按照公司規定，通過答辯才能晉升，進入答辯現場的人都已經過層層篩選。

答辯現場相當激烈。為了體現對這次答辯的重視，李靜身著正裝，換上了極少穿的高跟鞋，懷胎兩月的肚子還不是特別能看出來。六個評委呈U字形坐成一排將她包圍。尖銳的問題一個個拋出，其中包括“你做的產品這么爛，你對此有何看法”。李靜的回答從容不迫，最終“全票通過”，成為十個候選人中唯一成功晉升的人。

晉升之后，30%的漲薪、獎金和掌聲一起朝她涌來。在“媽媽”和“員工”兩種身份之間，她覺得自己做到了“游刃有余”。但她沒意識到的是，快速旋轉的齒輪上，早已出現隱隱約約的裂縫。

即便對時間精打細算，但吸奶的時間始終無法被省掉。她總是帶著電腦去吸奶室，買來輔助吸奶的胸罩，解放雙手工作。有時電話會議會在吸奶時進行，打電話時，她能感受到因吸奶造成的肌肉拉扯疼痛。吸奶室大部分時間都很安靜，每個媽媽都在忙自己的事，很少有人會聊天。一開始她每天吸奶兩次，后來奶量越來越少，返回職場兩周后就沒了奶水。

工作中，她需要保證精力高度集中。為此，她讓大寶從小跟爺爺奶奶一起睡，以保證自己的睡眠質量。但是公婆偶爾會跟她匯報，孩子入睡困難，甚至哭上兩個小時。有時下班遇到孩子還沒睡，她會過去抱抱，但總在半小時內速戰速決，心里想的仍然是，郵件回了沒，今天的數據有沒有問題？

在二胎孕期，李靜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都在11點以后才下班。偌大的產業園區，不管再晚，總有幾棟樓到凌晨依然燈火通明。深夜下班，久坐后的肚子有些隱隱發脹，她不敢走太快，得慢慢挪到車上。一上車，她就感到頭冒虛汗，肚子發僵。孩子四五個月大時出現胎動，她無法仔細去感受作為母親的喜悅，只能一頭睡過去。

Deadline在追趕，只能“索性讓孩子哭”

張希發現自己懷二胎時，是在一家大廠工作的第10個年頭。

那天她還在上海出差，通知家人后，她最先想要告訴的人是領導。因為當時剛升總監，整個團隊都需要重建，張希心里一直忐忑不安。領導的支持，打消了她的憂慮。

當時她已39歲，屬于高齡產婦。很快嚴重的孕反開始，嘔到喉嚨見血，24小時反胃，一點東西也吃不下，只能臥床休養，嚴重時還得入院打點滴。而公司的重要項目同時上線，她要負責整個項目的策劃實施部分。

剛開始時她沒有告訴團隊其他人，自己是一個孕婦。內心的倔強讓她不愿意自己被當作“特殊人群”，或者將工作推脫給別人。她希望即便在家工作，也要像“正常人”一樣。

臥床時手機就成了電腦。即便打著點滴，她也盡力讓自己隨時響應。當時她跟香港團隊連線，開項目電話會議，開著開著就有些恍惚，連別人說的話也需要費力才能理解。嚴重孕吐持續了四個月，狀態稍微好轉后，她又開始出差了。

項目落地前一夜，張希帶著四五個月大的肚子準備。晚上天氣涼，同事看到她臉色很差，專門給她帶了一條毯子，就這樣跟同事一起熬到凌晨兩點。活動結束的中午，她坐在工位上哭了，責怪自己因為體力不支導致項目出現漏洞，“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的”。

在此之前，公司的許多榮耀時刻，她都是參與者。大女兒7歲時，她有整整一年的時間都在出差。每周去一個目的地，周一出發，周末才能回家。當時因為這個項目，她們拿到了行業內的最高獎項。所有獲獎者中，她們是唯一的一個以單獨公司身份獲獎的。

可是頒獎禮那天，合影中的她是被同事P上去的，因為女兒突然發燒就醫，張希缺席了這個重大時刻。

她的家距離公司30公里，上班路程需要一個半小時甚至更久。二寶出生前半個月，她依舊遵守考勤去公司上班。同事跟她開玩笑，“高齡媽媽，你可不要生在辦公室了”。直到她入院等待安排病房時，還在醫院的椅子上過了幾個審批單，給團隊的一個策劃案提了意見。

月子第十天，一個緊急需求，她又掙扎起身坐到了電腦前，打開了文檔。當時孩子的哭鬧聲隔一段時間就響起，像鬧鐘一樣，催促她起身喂奶。她只好在腦子里理清思路，等丈夫晚上九點下班后，把孩子交給丈夫，獨自一個人躲到了客廳里工作。

臥室里隱隱傳來孩子哭聲，她心一酸，又迅速拋開情緒。Deadline的追趕讓她顧不上感傷，只能“索性讓孩子哭”。

平時工作群里到后半夜，仍不斷有同事討論工作，張希對自己的要求是，即便休產假，也盡量保證隨時在線的狀態。白天的時候，她抱著孩子坐在電腦面前，左手摟著孩子喂奶，右手滑鼠標，看方案。需要回建議時，再拿起手機，有時左臂會被孩子壓麻。

當年她的名字出現在了年終獎的名單里。按規定，員工如果休假超三個月，就不能參加年度考評，也就沒有獎金。但領導告訴她，“雖然你沒有出現在公司，可我能看到你的工作”。

對于大廠媽媽來說，有一個默認的共識。一個媽媽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就，就必須是自律的、進取的，她們甚至要表現得比其他人更加努力，為的只是成為“更好的女性”。她們自我驅動，榨干自己的24小時，不斷挑戰自我極限。可事實上，得到和被犧牲的，數據、KPI都無法概括。

一個為工作而盡情燃燒的女性，和孩子的媽媽比起來，到底哪種身份更能讓自己認可？正如張希所說，“兩個身份同等重要，沒有誰的優先級更高”。但是，在不同身份之間巧妙盤旋，即便計算再精密，也難免失衡。

孕期李靜有一次加班到凌晨四點，同事交出的方案總是達不到要求，焦慮疲憊之下肚子發僵，同事讓她去會議室躺一會兒，冰涼的椅子上，她能感到明顯的胎動，那個夜晚漫長而又無力。

產檢時，李靜發現了妊娠糖尿病和卵圓孔發育異常，有可能導致胎兒的心臟功能障礙。醫生分析，可能跟她的工作壓力太大有關。對孩子的內疚在她心里發酵，“要不要換個工作”，這個想法第一次冒了出來。

那時大寶剛上幼兒園，因為教育問題她總跟公婆產生矛盾。二胎出生前，她陷入了產前抑郁，她只能試圖參加心理學的課程解決問題。

可是，大廠最不需要的就是眼淚。要做的，就是磨平棱角，去掉質疑，將自己變成最符合標準的螺絲釘。

互聯網“留守兒童”：

錯過的時間真能用物質填滿嗎？

入職大廠一年后，王蓓發現除了周末，工作日很少見到孩子醒時的樣子。

每晚最早九點下班，忙起來得凌晨一兩點才到家。到家后，家人都已入睡，她輕手輕腳進入女兒房間，親親她在睡夢中的小臉，再回到臥室繼續加班。

她原本在傳統行業工作，為了追求更高的工作成就，35歲那一年，王蓓心一橫，跳到了互聯網行業。自從進入大廠，她就開始了杭州、北京兩地奔波的生活。

起初在市場部，王蓓每月至少有1-2周是在外地，出差時，完全顧不上家里。她負責商務談判，平時需要頻繁進行電話會議，由于說話太多，感覺每天腦子缺氧，下班后一句話都不想說。

每逢“雙11”、618，下班回家還要第二次進入工作狀態，凌晨12點是廣告上線時刻，她得一直盯到半夜四點，第二天還得11點前到公司。每天三杯咖啡，顧不上吃午餐是常態。商務談判時，不管面對怎樣的對手，她都要保持情緒平穩，可回到家里，遇到跟老人教育觀念的沖突，憋著的情緒就會爆發出來，但事后她又會后悔，只能警告自己，既然把孩子交給了老人，就不能隨意發脾氣。

好不容易回家早一點，王蓓想親近一下女兒，可女兒總是躲著自己。她想帶女兒一起睡覺，會遭到拒絕，一條看不見的溝壑隔在母女之間。許多個加班的深夜，她常常問自己，這樣的付出值得嗎？但短暫的猶豫很快消散在工作節奏中。

職場不需要眼淚，不允許情緒和軟弱，理性、野心以及對更高成就的仰望被視為“成功”的必備要素。一開始她總是沉溺于工作，她并不希望“孩子的媽媽”是自己唯一的標簽。那些影響結果的變量，會被毫無痕跡的拋出齒輪之外。

KPI、OKR擠占了家庭生活、孩子成長的空間。有一段時間，“互聯網留守兒童”的概念在媒體中流行。“留守兒童”曾經指的是，從農村來到城市務工的農民工父母，迫不得已跟孩子分居兩地。看似光鮮的互聯網員工們，困于996、大小周、出差、重大項目，陪伴孩子成為一種奢侈，養育責任更多落在老人身上，在城市里衍生出類似農村留守兒童的狀態。

與農村留守兒童不同的是，大廠父母們還可以在周末擠出時間陪伴，用更好的物質條件，花樣大餐、高檔玩具、游樂場，來彌補自己的陪伴缺失，但錯過的時間真的能用物質填滿嗎?

女兒過生日那天，出差途中的張希在高鐵上接到電話。那一頭，女兒甜甜地說，買了生日蛋糕，要媽媽下班跟她一起吃。掛完電話，張希內心一片內疚。她常去上海出差，回家前就會去機場的迪斯尼玩具店采購，她買遍了店里的每一款公主娃娃。可是，即便如此也不能彌補她所有的遺憾。

生二胎前后，由于在家工作，多了陪伴時間，張希覺得和女兒的情感加深了。她發現女兒變得越來越乖巧，只要自己皺起眉頭，女兒就知道媽媽工作，不能打擾。她吐得昏天黑地時，7歲的女兒會給媽媽端水，還提醒“媽媽你該吃藥了”。

放假時女兒想下樓玩耍，可自己體力不支無法陪伴。她只好看著女兒出門，自己在廣場上找小伙伴們玩耍。那天，她對著窗外看了很久，感受到女兒真的慢慢長大了。

一心撲在工作上，讓李靜忽略了大寶早期出現的種種問題。比如，他總是要哭鬧一兩個小時才能入睡，拖了好一陣兒才發現是“隱形濕疹”。比如，他鼻子不通氣，后來才知道是慢性鼻炎。

大寶3歲以后開始上幼兒園，公婆頻繁收到老師的投訴，孩子在學校里沒有朋友，不守紀律，也不愛學習。公婆急起來開始訓斥李靜：你必須管一管孩子了。

運行良好的軌道卡住了，生活中的裂縫被越撕越大。

有一次李靜帶兩個孩子去公園，孩子們搶著要她抱，在大庭廣眾下扭打起來。旁邊路過的人都說，“以后不要生二胎”。她開始懷疑，這是否是因為孩子長期缺乏父母陪伴導致的？那道裂縫終于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打翻了她的生活。

她把自己關在臥室里，像工作一樣列出很多很多計劃，可寫到最后，不知道該寫什么了。她想過辭職，可事實上，她無法真的離開大廠。收入銳減是一方面，全職媽媽的困境讓她擔憂，更重要的是，“萬一我辭職了，也當不好媽媽怎么辦？”

35歲危機時隱時現，

大廠媽媽們不斷取舍

女性的生育困境是與生俱來的，職場女性更是如同高難度走鋼絲。幾位互聯網大廠媽媽的故事只是一面鏡子，反射出大多數職業女性的體驗。

在某大廠做市場運營的劉音，負責帶一個小團隊，她聲稱自己會慎重考慮招聘已婚未孕的女性，盡管她自己是一位母親。起因是她曾招過一位女性員工，入職不到三個月就懷孕了。劉音很生氣，認為自己受到了欺騙，她跟這個女生說，你這樣做會讓大家對女性失去信心。女孩休產假時，團隊其他同事就得多做一份工作。

之后招聘中如果候選人同等優秀，劉音寧肯選擇男性。因為對于職場女性來說，婚育就是一個不穩定的變量。除非女性候選人要比男性優秀很多，她才愿意接受。“這很殘酷，但就是事實。有時候越小的企業，越無法承擔女性生育的負擔。”

很多年輕女性仍然會將大廠作為不錯的選擇。除了快節奏的工作和996以外，大廠也同時意味著更完善、高標準的生育福利保障。相對很多工作來說，媽媽們會被以更溫情的方式對待。一個很好的例證是，大廠不會輕易裁掉一個孕婦。

如今隨著大環境調整，互聯網人口紅利見頂，更多公司逐漸慢下來，大小周的取消就是其中一個標志。相應，對員工的管理方式也從粗放走向精細化，更多關懷女性生育的福利釋放，比如積極跟進最新的產假政策，快手在最新的福利調整中新增“生育禮金”政策，最高可得3000元獎勵。女員工占比較高的攜程，為員工提供3800元的禮金，上下班打車費用報銷，此前還為部分女員工提供凍卵等高科技輔助生育福利。

但企業只能做到基于法律和倫理的公平。作為成熟的職場女性，不太會過多談論家庭生活的困難。畢竟在績效面前，孕婦、哺乳期媽媽不會有特殊待遇。而慢下來的互聯網公司也意味著可能是更激烈的競爭環境。

像沒有孩子一樣的去工作，是“媽媽們”適應環境的方式，甚至要在35歲職場危機來臨前，更精心規劃自己的職業路徑和家庭節奏。劉音看到媒體上關于35歲危機的描述，覺得自己深有同感。她最近進入瓶頸期，雖然帶團隊，但升職很困難。

大廠媽媽們小心翼翼地在天平兩端權衡，并不斷做出取舍和改變。

李靜升職后，遇到公司結構調整，她被換到另一個團隊，跟面試官聊時，她很坦白的說，“我有兩個孩子加不了班，也沒有太多晉升的愿望”。說這句話時，她內心極度不安，但鼓足了勇氣。幸好領導表示理解，“實事求是有時候比夸大自己能力更重要”。

在工作上，她更關注對團隊的培養，不再事事親力親為，對細節過度關注。在生活上，她不再像過去那樣加班，早早回家陪伴家人。變化是明顯的，大寶的社交問題得到改善。跟老人的爭執越來越少，家里的歡聲笑語又回來了。

最近李靜意外來了三胎。她不再像過去那樣恐慌，產假期間她完全放下工作，投入到家庭中。把家庭計劃一項一項寫進excel。早上五點半起床鍛煉，依次叫孩子起床。不太會做飯的她，開始給六個人做早餐，還給自己留下時間。產假期間的日程表依然像工作時一樣緊鑼密鼓。

可是，給六個人做早餐，和召開六個人的團隊會議時的感受，到底哪一種能給她帶來更重要的價值感？李靜說，自己做到了讓“工作和家庭雙向賦能，而不是彼此拖累”，但更多的職場媽媽仍在家庭和工作的取舍中仔細權衡，倍感糾纏。

她們獲得社會對“獨立女性”的褒揚，“體面的薪水、內外兼修、家庭事業兩不誤”，優秀的專業能力，讓她們獲得精神和物質的雙重認可。家庭的和諧，讓她們享受愛與被愛。為此，她們恨不得化出分身，把每一分鐘都揉碎榨干，去觸摸“幸福”的天花板，努力讓自己看上去無懈可擊、優雅得體。

很少有人會去質疑“幸福”背后的代價，身體狀態的下滑，可能是崩潰的前兆。

王蓓去醫院檢查時，發現自己有了甲狀腺結節，這件事讓她下定決心轉崗。現在她不太會出差，一周鍛煉三次，也多了陪孩子的時間，在公司常常會收到孩子的語音微信，“媽媽辛苦了”。

負重前行的同時，來自家庭成員的理解，成為她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“糖“。她們偶爾也會想，看似擁有了一切，可唯獨沒了“自己”。

劉音每天早上都要跑著去趕7點班車，不愛早起的她異常期待坐上公司班車的時刻。四十分鐘的車程中，她不用再去想工作和孩子，就拿出手機寫寫文章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就看著窗外，朝霞漸漸點亮大地。這是她一天中唯獨屬于“自己”的時光。